长期以来，参被中国人奉为包治百病的神药，但对它的实际功效世界医学界一直有争论。中国人对参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

　　 据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4000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读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被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书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该书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 1000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栽？”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映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10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000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现在野生人参被定为一级保护植物。中国市场上见到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Jartoux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但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控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件记载说，在 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 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O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正是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

　　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5万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7万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