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想，同等条件，同时起步的企业，为何后来的命运存在巨大落差，说一千道一万，是以产品为中心还是以市场和顾客为中心，各自掌握的要领和操作方法的不 同导致了结局迥异。

　　许多人十分羡慕脑白金和蒙牛快速崛起的招摇，往往被他们外表的显赫与辉煌所吸引，觉得其成功要么是机遇青睐或是营销到位，其实，一般人不会想到在史玉柱和牛根生崛起之前，所处的市场环境的险恶给他们带来的几多辛酸和艰难。当我们追寻其成功的足迹，通过抽丝剥茧的过程会发现，他们今天的出色其实是真正懂得、了解、熟悉消费者并不断通过生动化多样化的方式如何去领会、取悦、满足创造他们的需求。一句话，如何让产品更多的价值链，尤其是区别于同类产品的功能优势和个性差异快速占据消费者的心智空间，这方面，他们是做得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许多企业也口口声声以人为本，从消费者角度不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的结果比起脑白金和蒙牛来总感到竞技水平不在同一档次。

　　近段时间，我很热衷看历史书籍，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演变发展尤为关注，虽然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当选后首次访问中国，表明了如何谋求达到双方共同利益上的一致性态度，我感兴趣的是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为什么能牵涉全中国的目光呢。

　　变化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许多人也会奇怪为何中国日益贫弱，日本却国力猛增？直到今日，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想想1868年明治维新后，20多年时间，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中国却始终没有改变贫弱和挨打的状况。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曾撰文指出，当时的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代表的是古老、腐朽和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学习西方，是被迫的无奈之举动，因为如果不学，明摆着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认为，危及自身统治的西方文化、意识和制度，一定不能学。因此，其传统体制中官大而强、民小而弱的特点，始终都未能改变。在洋务运动中国家仍然充当了投资主体，民间力量只充当了无关紧要的配角。而以国家为投资主体所兴办的名类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基本都是亏损的。久而久之，它们都衰败了，未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企业体系及民族工贸和金融产业。

　　相反，明治政府所代表的是新兴的、先进的工贸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对这个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的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制的政府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的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兴旺更多的在于从战略出发从制度着手，充分学习西方世界富国强兵的理念并充分的吸收和运用，主动寻求创新和变化，而当时的满清政府却是从战术出发权利入手，不希望通过学习使百姓觉醒认识提高从而使权利分散和弱化，目的不同当然手段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不用多说了。

　　由此我看见现在的许多企业，成功的诸如脑白金、蒙牛或金六福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辉煌业绩，成为了许多企业争相效仿的样板，他们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善于与时俱进，不断寻求改变。记得原通用电器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每次召开管理会议时，都会以“不改变，便灭亡”的告诫作为开场白，同样，惠普电脑的理查德·洛夫也观察到，由于变化的步调如此之快，以至于改变的能力已变成了竞争优势。由此，诸如脑白金、蒙牛、金六福等他们通过发明新的营销手段来创造、沟通并传递价值给目标市场，从而名扬江湖，获利丰厚，可以带给人许多启发，不是吗？炒作软文、挖掘概念、决胜终端、事件营销、新闻传播等一系列的营销方法，后来者也在不断学习，借鉴并运用，遗憾的是，有人学到了他们成功的手法方面蕴涵的创新本质，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资源分布，从企业经营理念、战略导向、市场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变革，打造富有个性的核心竞争优势，而有的则是学到了成功企业外在的流行表面文章，对企业现有经营理念和体系缺乏准确定位和认清本质的基础上，就片面的采取照搬照抄，实际运作中不加考虑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当时的形态下多变的市场背景，其结果当然不用说是以悲剧收场了。

　　前类企业有点像日本的崛起过程一样，是从内心里主动性的寻求借鉴学习基础上，大刀阔斧的变革原先的落后或不足，就象波特教授所言的那样，一个公司的战略和竞争对手大不相同，才能算是拥有强有力的战略，而这点，他们做到了，而后类企业则就像满清政府一样，害怕伤筋动骨的变革影响面子和形象，狭隘的传统观念把借鉴学习也置身于保守的前提下，往往采取不痛不痒亦步亦趋的方式，不用说这样的做法在讲究速度与规模的新时期里，怎么会有自身的一席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