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原来给我定的主题是中国直销的理想化标准模式，对于这个主题的思考我非常认同秦永楠教授的观点，这种模式不可能出自理论学术研究界，而应该是来自产业实践的结果，可能还需要企业在未来进行三、五年时间的 探索。而学术界更多的应该是做好“事后诸葛亮”的工作，把产业实践的成果总结、归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本人作为一个行业媒体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显然给不了答案，所以结合自身的定位和对行业的观察，就目前直销行业的发展现状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中国直销从两个条例的出台到现在已将近走过了两年的时间，对于直销行业的发展现状，我想用“尴尬”两个词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拿牌企业在极不情愿中做着艰难的转型，非法企业以各种名目在市场大肆炒作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直销还远远没有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理性化发展的轨道，而处于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格局中，而造成这一行业现状，我们需要从政府、企业、理论界、经销商、媒体等多个层面去思考其原因所在。

　　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法律法规的完善性，执法标准的科学性中所出现的问题，客观上对目前的行业现状形成了重要影响。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业界早已形成了比较长时间的争论，就其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律、能否与国际主流接轨等方面都有很多见仁见智的看法。而这一切在目前似乎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不管从立法的背景、政府对行业的态度、法规的严肃性等方面都说明了现在推翻既定政策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唯一希望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规体系，来规范和指引中国直销的发展。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层面，在高度的行政管制下，缺乏科学的、公平的执行标准，权利与资本的勾结、地方保护主义所引发的腐败现象，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无法形成，必然导致了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无序、混乱。政策的完善、执法的公平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解决，政府也在做很大的努力，这实际也不单纯是直销行业存在的个性化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共性问题。我们在不断强调市场的自由化的时候，如果没有社会的民主化作为基础，行政垄断和高度的行政管制不能退出舞台的话，这种自由化的局面是很难实现的。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直销行业问题，因为在整个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体制转型的关键是经济的自由化、减少交易的障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承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对内对外信息的开放等方面。没有这个基础，直销业的全面放开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从企业层面上来讲，很大一批内资企业是近几年才成长起来，包括近两年一大批的传统保健品、药业企业导入直销但最终以失败收场。这些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先天性的问题，没有基础的积累和底蕴的沉淀。成功的外资企业几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可以在中国市场做战略性亏损，可以几年不赚钱。而国内企业有些是实力上做不到，有些是在投资心态上面做不到，或者两者兼具，不愿意长时间地去培育市场，只愿意短期地逐利。政策环境独特性，使得很大一部分踩着红线边缘发展起来的企业身上的原罪性问题不太容易漂干净，所以永续经营也成了文化包装的陈腔滥调，可持续发展成了一句空话。而外资企业的问题，主要是受到大的商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很多企业在国外许多国家是很规范的，但是到中国就出现了商业贿赂、低次产品倾销、违背商业道德、用不正当手段打压竞争对手、不尊重经销商消费者权益等问题。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社会对直销行业的整体性失望。

　　从理论研究层面上来看，有一个事实是直销行业的理论研究一直是稀缺的，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行业的发展。任何一个创新的模式，如果得不到社会主流知识层的认可和推动，这种模式的发展就会碰到很多瓶颈，就很难得到社会和民众的认同，很容易被扼杀掉，就不会有大的发展前景，从中国直销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当然这种局面现在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主流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研究直销的问题，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一些高等学府都设立了直销研究中心，民间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也长期耕耘在直销理论研究上。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主流研究机构能否摆脱研究上的通病从学校或办公室走向与市场实践相结合、民间机构能否摆脱单纯的逐利性为行业发展服务、主流机构与民间机构能否抛开门户之见共同把直销理论研究的蛋糕做大等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直销理论研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