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对农村的危害
经济遭受重创，造成社会隐患
2006年，叶伟都是在忏悔和自责中度过的，这个叶家曾经最见过世面的顶梁柱，如今却成天端个小凳坐在租来的平房前，逢人便念叨:“是我中了邪，我对不起父母妻儿，兄弟姐妹……”
叶伟是重庆秀山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生了他们5兄妹。叶伟是5兄妹中最不安分的一个，很早南下打工。
年富力强的叶伟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一个月下来有接近1000元的收入。他每个月都会按时把他的大半积蓄寄回老家，老父亲很小心地替他存着，他为有这样懂事的儿子而欣慰。
2005年6月，叶伟一个很要好的老乡打来电话，称在辽宁大石桥市有份很好的工作可以介绍他去做。为了给家里多挣些钱，本着对老乡的信任，叶伟第二天便启程到了辽宁,就这样被骗进了一个叫“华新”的传销窝点。
通过9天的严格“洗脑”，叶伟在高额奖金的诱惑下完全卸下了心理防线。为了认购产品，抢占“点位”，叶伟第一次打电话回家要钱就说“有多少要多少”，家人东拼西凑了13800元寄了过去。
此后，叶伟便像着了迷一般，疯狂地按照“老师”所教的方式发展“事业”，为了购买产品以取得拉人的资格，他甚至怂恿父亲变卖老家的房子。
在“老师”的点拨下，叶伟悟到，应该邀请亲戚朋友来共同赚钱，于是他开始向亲人们鼓吹:“这边遍地是黄金，同来的人都把兄弟姐妹叫来共同赚钱了，我一人赚钱太亏了，我们全家来赚，更多更快！”
在叶伟的鼓吹下，叶家除了老父亲和小孩留守外，青壮年全部投奔了叶伟，5兄妹无一幸免。叶家亏了钱不说，家乡的农田也荒废了，甚至一家老小赖以挡风遮雨的土坯房子也被贱卖给了正打算修房的老乡。当“华新”被打击逐渐瓦解后，传销头子转眼不见踪影。叶伟不甘心，和4兄妹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以前的“领导人”讨说法，招来的却是一阵毒打。
传销首先是一种非法的经济活动，因此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冲击是参与者经济的损失。
因为异地传销具有临时组织、打一枪换个地方、被打击频繁等特点，因此这些组织在奖金设计上往往是想方设法将参与者的钱更多地骗入自己的口袋，所谓发财对每一个骗来的参与者来说都只是一个梦。因此，被骗者绝大多数都将遭受程度不同的经济损失，少则两三千，多则一二十万，真正能够赚回本钱的也在日常花销中用出去了。
对于深受传销之害的这些农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传销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是深远的，首先是直接经济损失，接着是因此而产生的大量经济纠纷，家庭纠纷，严重者亲戚反目、妻离子散，而且许多人还将面对被自己所骗的人的控诉,甚至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家破人亡。
道德沦丧，诚信遭受考验
前不久，江西九江的一户农民接到了一连串的恐吓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他们的女儿珊珊已经被绑架了，如果不马上拿出6000块钱赎命，那么他们的乖乖女就要倒霉了。后来，他们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信，其中装着几张女儿的裸照，还有女儿写来的亲笔信:“爸妈，难道在你们的心目中，(我)就这么没用，还不值几千元？我还想活着，我还想做人……爸妈我求你们了，救救我，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吧！”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珊珊的父亲赶紧拨打110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马上投入大量警力对此案进行侦破。案子侦破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原来是，为了弄到6000块钱加入传销组织，姗姗听从别人的计划竟然采用苦肉计，不惜拍裸照来欺诈自己的亲生父母！
据姗姗交待，这个主意是带她加入传销的张华亮出的，“他说这种方式要钱的成功率100％。”事实上，当初姗姗还很矛盾，但是他们早已擅自拨通了姗姗父母的电话，姗姗只好配合。就这样，为了达成最终目的，姗姗一次次以假哭、受虐，甚至拍摄裸照和给父母写恐吓信来配合。
无独有偶，2007年3月17日，大连金州区公安分局也破获了一位宁夏男孩的类似假“绑架案”。
传销的更大害处是动摇了社会传统的道德标准和基本的信用体系，使社会的文明秩序构建受到影响。
就目前的传销案件来看，要把千里之外的朋友拉到传销窝点、要让对方相信自己已经取得成功、要让对方跟着自己一起传销那些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三无”产品，甚至“虚拟”产品……惟一的秘诀就是骗。
传销的欺骗计划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利用了人们最基本的亲情和友情，因此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在河南南阳，因为农村被骗去传销的人太多，当地群众闻传销色变，人们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看见传销的人像看见毒蛇蝎子。不管是亲如父子、母女，还是兄弟姐妹，刚从外面回家的人都要先成为众人眼中的“传销嫌疑犯”，话稍微有所不对家人就立即紧张起来，人心惶惶。
违法犯罪，造成治安问题
来自贵州农村的苏文，到广州已经有3年多时间。高中尚未毕业的他，在这座城市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梦想。从泥瓦匠、电工做起，2006年初，苏文终于成为了一家私营企业的销售员。
2006年5月，苏文接到老乡的电话。在电话交流中，同乡告诉苏文，他现在辽宁，而且正好有人要采购他销售的产品。
苏文揣上从公司借的3000元出差费就兴冲冲地赶到了辽宁，却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想离开却受到了传销组织的阻挠。他们拿走了苏文的身份证和手机，并且限制他离开寝室，哪怕是每天固定的上课路上，都有2个人跟着。
一天，“寝室”里又有人带新人来“考察”，苏文悄悄向对方透露了实情，那人就找借口跑掉了。传销组织知道后，连夜开会批判苏文，逼他在一大帮新朋友中公开道歉，还让他缴纳“罚款”。苏文不愿意，结果被传销组织以惩罚的名义，在厕所里关了一个晚上。
此后，苏文被软禁了一个月。这段时间，传销组织以苏文同事的名义，挨个拨打苏文手机里的号码，邀约人来做传销。一个月下来，苏文的同事领导和亲朋好友都对苏文产生了误解和不满，完全断了苏文的后路。
无奈之下，苏文最终购买了1套产品，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灾。但那位同乡却以苏文在辽宁出车祸为理由，把不知内情的苏文表哥骗了过来。
苏文的表哥了解情况后，勃然大怒，和传销组织的人起了争执。正在寝室里的人和苏文哥俩打了起来。寡不敌众的苏文哥俩，被堵在一间房里。幸亏邻居听到声音，拨打了110，苏文哥俩才得以脱身。
即便是警察来了，那群人还叫嚣着要打死苏文哥俩。苏文的哥哥被打得浑身是伤，头上还破了条口子。从派出所出来，苏文哥俩连行李都不敢回去取，直奔火车站准备回家。
哪知，传销组织那帮人已经在火车站等候着他们。传销组织对苏文哥俩软硬兼施，最后苏文的表哥谎称上厕所跑了，而苏文却被传销组织带了回去。
苏文告诉记者，团队被打击后，他虽然自由了，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的公司以为苏文带着出差费跑掉了，苏文也鼓不起勇气跟亲人、朋友联系和解释。他现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生活已完全被毁掉。
传销的危害性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会以一些极端的方式显现出来，这就是对社会治安体系的破坏。
目前的传销越来越凸显“经济邪教”性质，有的甚至向涉黑组织发展。他们除了进行精神控制外，还对部分参与者进行人身拘禁，甚至施以暴力。同时，不同的传销组织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进行集体殴斗，有的甚至寻找社会黑恶势力的保护，有的自身就发展为涉黑性质的组织，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传销分子因为被传销激起的欲望不能在社会中得到正常的满足，逐渐参与偷盗、抢劫、强奸、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迫于生计，在走投无路之下进行报复、自残，甚至自杀，成为社会动荡之源。
一些本分的农民在参与传销组织后，慢慢从被骗、骗别人、自欺欺人、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到最后的暴力抗法，实际上是一个很明显的恶性发展路径。这些本来只想老老实实挣钱的老百姓，正是一步步在传销组织的洗脑当中，成为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隐患。
思想控制，人生遭受重创
“‘你关得住我的人，关不住我的心，难道你关我一辈子！’当这句话从弟弟口中说出时，母亲的眼泪再也没有止过，父亲的眼光依旧是呆滞的。”
这是网友五月小子在网上发布的求助帖子的一句话。
2006年9月，五月小子23岁的弟弟打电话给他，说人在广州，打工也赚不到什么钱，想接点小工程来做，问他有没有钱。因为对传销的事听得比较多，因此他立即就判断弟弟是被骗去做传销了，在数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决定亲自到广州去将弟弟带出来。
在传销组织里，仅仅是跟弟弟的斗争就让他心力交瘁。为了留下他，弟弟密谋想将他灌醉;到了车站，弟弟流着泪求他相信并再看几天;软的不行，弟弟竟然凶相毕露，将他的手提袋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今天谁也带不回去我！”
五月小子被迫边追边喊:“他是我弟弟，被骗来这里做传销……”希望有路人能帮助他。
从枣庄到徐州，再到武汉，一路上，枣庄派出所的民警帮过他，汽车上的售票员帮过他，汽车站的民警帮过他，火车站的民警帮过他，火车站的剪票员帮过他，火车上的邻座帮过他……都是为了帮他看住弟弟。最后，在大庭广众之下，五月小子拉着弟弟的皮带硬是把弟弟拖回了老家。“如果没有他们，我带不回我弟弟。”五月小子不无感慨地说。
“然而，人是带回来了，可是有什么用，心还在传销战场！”五月小子说，春节以来全家发动了周围无数人来劝说弟弟，但是14天过去了，弟弟说:“我还是要去继续战斗！”
“如果你没有亲见，你真的很难相信，自己的亲人竟然把你当做仇人，那眼光真的可以把你杀死几回。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甚至还要和你打。”五月小子说家里曾经想用一条铁链把他锁起来！可他一句“我犯法了吗？”倒是问住了家人。
“做传销到底犯法了吗？在传销日渐猖獗的今天，我们该怎样去救自己的亲人呢？”五月小子最后发出了无奈的疑问。
传销的最大危害不是行动上的，而是思想上的;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深藏于从业人员心底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对受害者思想的控制，对他们价值观的改造，造成很多人好高骛远，不能自已，最终恍惚一生。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轻易被“洗脑”？那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传销”迎合了某种浮躁的商业文化与暴富心态，把人们的思想引入价值误区，制造了扭曲的需求和价值观念。更可怕的是，这种对传销人价值观的影响是具有延续性的，甚至可能陪伴他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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